魏晉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絲綢之路不斷發展，主要有西北絲綢之路（又叫綠洲絲綢之路或沙漠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條。它具有由兩漢到隋唐的過渡性、海上絲綢之路進一步發展、南北兩政權同時與西域頻繁交往三方面的特點 。

北魏文成帝 太安元年（455年），在直接的交往斷絕了很長一段時間后，波斯與統一了中國北方的 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聯系。從這時開始，直到522年，《 魏書》本紀記載了十個波斯使團，前五次應當是到了北魏都城 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了玻璃制品工藝，后五次到達的則是493年遷都后的洛陽。

波斯的使者也順著絲綢之路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國遣使獻佛牙。五年（533年）八月，遣使獻方物。大同元年（535年）四月又獻方物。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是西域經吐谷渾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順長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這一時期，中西之間的交流主要體現在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這種交流，在政治上，促進了東西方之間的聯系與交流；在經濟上，促進了雙方之間經濟貿易、生產技術的交流；在文化上，促進了中國佛教的興盛和禮樂文化的發展。

隋代

隋開皇九年（589年），隋王朝結束南北分裂，新興突厥族占領了西域至里海間廣大地區，今青海境吐谷渾也向河西走廊侵擾，中國和西域，西方的官方、民間交往受到不少阻礙。但隋與絲綢之路各國民族之間關系，仍愈來愈密切，西域商人多至張掖互市，煬帝曾派裴矩專管這方面工作。裴矩用厚禮吸引他們到內地，使其往來相繼。《隋書·西域傳》序記載：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于西番諸國，至罽賓（今塔什干附近），得瑪瑙杯，印度王含城得佛經，史國得歌舞教練，獅子皮、火鼠毛。官、民的交往又活躍起來。

唐代
        

絲綢之路交往的繁榮鼎盛時期，是繼隋而建立的強大的唐朝。
        

唐朝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吐谷渾，臣服了漠南北。唐高宗又滅西突厥，設安西、北庭兩都護府。大唐帝國疆域，東起朝鮮海濱，西至達昌水（阿姆河，一說底格里斯河），是當時世界第一發達強盛國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都居世界前列，東西方通過絲綢之路，以大食帝國為橋梁，官方、民間都進行了全面友好的交往。絲綢之路
        

在絲綢之路東段，大漠南北與西域各國，修了很多支線通絲綢之路，亦稱“參天可汗道（天可汗指唐太宗）”。大食、東羅馬帝國也不斷派使節到長安與中國相通。敦煌、陽關、玉門這些地方，成了當時“陸地上的海市”。在海道上，中國也可以船舶赴林邑（今越南南部），真臘（柬埔寨），河陵（今爪哇島）、驃國（今緬甸），經天竺（今印度）直至大食，與歐洲各國發生關系。當時廣州、泉州、劉家港（今上海吳淞口近處）等地，成了最著名的對外港口。史書記載廣州當時便有南海舶、昆侖舶、獅子國舶、婆羅門舶、西域舶、波斯舶等躉船性的船塢。西方各國在陸上取道中亞、西域，沿途駝馬商旅不斷；海路則多由大食首都巴格達出波斯灣，幾乎每日都有船只遠涉重洋來到東方。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后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這種思想文化的交流，是與宗教密切相關的。
      

佛教自西漢哀帝時期傳入中國后，南北朝開始大行于中國，至隋唐時達到鼎盛。唐太宗時，高僧玄奘由絲綢之路經中亞往印度取經、講學，歷時十六年，所著《 大唐西域記》一書，記載了當時印度各國的政治、社會、風土人情，至今仍為印度學者研究印度中世紀歷史的頭等重要資料。他取回佛教經典657部，唐高宗特在長安建大雁塔使其藏經、譯經。稍后，高僧義凈又由海道去印度，又歷時十六年，取回佛經400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向中國介紹了當時南亞各國的文化、生活情況。
        

景教（東正教）在唐初由東羅馬帝國傳入了中國。 西安碑林保存的《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這一史實的實物見證。唐中期自波斯傳入的摩尼教（亦稱襖教、拜火教），中國化后稱為“明教”，深為不少勞動人民所信奉。唐宋后多次農民起義的領袖，都利用它的教義來組織貧苦農民與封建統治者戰斗。中國的造紙術、盛唐時也傳入了大食帝國，不久便經它傳入了歐洲各國。絲綢之路
        

唐代，東西方相互傳入和移植的東西很多，醫術、舞蹈、武學和一些著名動植物，都使雙方增加了不少視野。漢代將西方輸入的東西冠以胡字，如胡琴、胡瓜、胡蘿卜等；唐代則習將它們名稱冠以海字，如海棠、海石榴、海珠（波斯灣珍珠）等。據《唐會典》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相通使交往，每年取道絲綢之路前來長安這個世界最大都市的各國客人，數目皆以萬計，定居中國的，單廣州便以千計。
        

唐代絲綢之路的暢通繁榮，也進一步促進了東西方思想文化交流，對以后相互的社會和民族意識形態發展，產生了很多積極、深遠的影響。
        

經過安史之亂后唐朝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昆侖山北進，侵占了西域的大部;中國北方地區戰火連年，絲綢、瓷器的產量不斷下降，商人也唯求自保而不愿遠行，絲綢之路逐步走向低谷。

宋元時期
        

北宋實際版圖大幅縮減，政府未能控制河西走廊，到了南宋時期，更無法涉足西北地區，絲綢之路衰落日益明顯，而海上絲路崛起，逐漸有取代陸上絲綢之路的跡象。

蒙元時期，蒙古發動了三次西征及南征，版圖大大擴展，加之驛路的設立、歐亞交通網絡的恢復，使歐亞廣大地域范圍內國際商隊長途販運活動再度興盛起來。
       

據史料記載，當時在漫長的東西方陸路商道上從事商隊販運貿易的，有歐洲商人、有西亞、中亞地區的商人以及中國色目商人等。歐州和中、西亞商人一般都攜帶大量金銀、珠寶、藥物、奇禽異獸、香料、竹布等商品來中國或在沿途出售，他們所購買的主要是中國的緞匹、繡彩、金錦、絲綢、茶葉、瓷器、藥材等商品。元代來中國的外國商人、商隊為數之眾，在外國史料中多有印證。《馬可·波羅游記》中幾處寫道：元大都外城常有“無數商人”、“大量商人”來往止息，“建有許多旅館和招待駱駝商隊的大客棧，……旅客按不同的人種，分別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離的旅館”。既為不同人種，無疑為外國客商。《通商指南》也指出，“……汗八里都城商務最盛。各國商賈輻輳于此，百貨云集”。
       

在蒙元時期絲路暢通、歐亞大陸各種層次的經濟交流駸駸興旺之際，作為東西方國際貿易樞紐或與國際貿易有密切關系的地區性，民族性商品市場和物資集散地的一批貿易中心相應形成和發展。元代中外史籍幾乎都記述了元大都作為東方國際貿易中心的無可爭議的地位。這里“各國商賈輻輳，百貨云集”。《馬可·波羅游記》曾以一章的篇幅介紹元大都國際貿易的盛況：“凡世界上最為珍奇寶貴的東西，都能在這座城市找到，……這里出售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元朝中國境內絲路重要商鎮還有可失哈耳（喀什噶爾），這里的紡織品“由國內的商人運銷世界各地”。河西走廊的肅州，這里附近“山上出產的一種質量非常好的大黃。別處的商人都來這里采購，然后行銷世界各地”。另外還有別失八里、哈喇火州等。

元代絲綢之路的交往目的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多是以宗教、文化交流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人為主導，從側面反映了絲綢之路的衰落。

明清時期
        

明代中期以后，政府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與此同時，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不斷發展，海上交通代之而起，使絲綢之路貿易全面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