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行業作為浙江蘭溪的支柱產業，年產值高達 283 億元，產品遠銷全球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

然而，繁榮的背后卻隱藏著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 —— 合同糾紛。

據統計，2021 年至 2025 年一季度，蘭溪法院受理的 900 余件涉紡織企業案件中，約有 68% 的案件為合同糾紛。

這一數據不僅揭示了行業內的法律風險，更反映出中小企業在交易中的 “熟人經濟” 思維和證據保全意識的缺失。

但真正致命的不是糾紛本身，而是企業因證據不足而陷入的 “空口無憑” 困境。

合同糾紛的 “信任陷阱”

蘭溪某紡織企業負責人張某的遭遇堪稱典型案例。2023 年，他與合作多年的服裝企業達成口頭協議，未簽訂書面合同，結果因坯布色差問題被拒付 10 萬元貨款。由于缺乏合同文本和封存樣品等關鍵證據，張某最終敗訴。

這種 “信任經濟” 模式在蘭溪紡織行業極為普遍，小微企業尤其依賴熟人關系，交易流程隨意，導致糾紛發生時維權無門。蘭溪法院民三庭庭長嚴義生的調研顯示，當地紡織企業對質量標準、驗收方式等核心條款的約定模糊，關鍵環節的溝通記錄留存率不足 10%。

這種 “粗放式” 交易習慣，直接導致合同糾紛成為行業 “頑疾”。

數據背后的行業痛點

2021 年至 2025 年一季度，蘭溪法院受理的 900 余件涉紡織企業案件中，合同糾紛占比高達 68%。其中，證據缺失是導致企業敗訴的主要原因。例如，浙江某紡織有限公司因棉紗質量問題被拖欠 6 萬元貨款，雖多次討要，但因合同條款模糊，維權一度陷入僵局。

相比之下，規上企業雖重視合同簽訂，但對細節條款的忽視同樣埋下隱患。這種行業通病不僅增加了司法成本，更讓企業陷入 “贏了官司、輸了生意” 的尷尬境地。

針對行業痛點，蘭溪法院推出了一系列創新舉措。例如，聯合紡織行業協會草擬《紡織行業糾紛治理方案》，并發送司法建議書和白皮書，詳細列明從證據保全到用工管理的風險防范建議。

同時，法院構建了 “1+N” 聯動機制，以行業特設共享法庭為樞紐，引入司法局、行業協會等單位，形成 “法律釋明 + 行業規約 + 情感疏導” 的三維調解模式。

2025 年一季度，涉紡織企業案件調解成功率提升至 73.91%，部分案件甚至能在兩天內解決，既保住了貨款，又維護了合作關系。

通過這些舉措，蘭溪紡織企業有望從 “糾紛高發區” 轉變為 “合規示范區”，讓司法護航真正轉化為產業發展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