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新冠疫情，過去的這個周末，數百名時尚界人士本該齊聚巴黎，出席各種高級定制時裝秀。時裝周不僅有著設計師的創意、工藝和美學品味，對更多人來說，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賴以生存的就業機會。
時裝周產業鏈養活了一批人 圖據《紐約時報》
在時裝周期間，名人們華麗亮相的背后，是一大批各環節的承攬人，從燈光師、攝影師、美甲師、化妝師到裁縫、音樂家，再到花店老板和安保人員。每一個角色都是必不可少的“螺絲釘”。
隨著疫情在全球蔓延，一場又一場的大秀宣布取消，對于靠著時裝周產業鏈生活的人而言，無疑是巨大的沖擊。那么，他們正經歷著一個怎么樣的2020年？
大秀開始前
“巴黎時裝周的收入占我一年收入的60％，所以本季沒有‘高定秀’對我來說是筆巨大的損失。”在談到疫情帶來的影響時，巴黎著名保鏢、水牛保安公司老板Jacques Negrit說道。對于保鏢們來說，時裝周帶來的工作機會并不局限于秀場的安保，還包括時裝發布會、高定試衣間、名流私人行程和雞尾酒會。
Jacques在巴黎時裝周擔任保鏢長達20年，現在，他運營著一家以時裝周保安服務為基礎業務的公司。保鏢們需要確保秀場和后臺的安全，并在秀場密集、時間緊張的情況下，為大量參與者規劃行程。在高級時裝周期間，他的手下約有200名臨時保鏢參與安保任務。但對于充滿不確定的下一個時裝周，Jacques仍然充滿信心。
Neve清潔公司的工作人員為2020年秋季圣羅蘭時裝秀T臺做準備工作 圖據《紐約時報》
內維（Neve）清潔公司創始人，曾承辦香奈兒、迪奧、圣羅蘭等多個品牌秀場清潔工作的Jacques-André Henriquez表示，原本預計在7月能通過每周7-8場的清潔任務，賺12萬-15萬歐元。但時裝周的取消讓他只能暫時“轉行”，參與一些品牌的攝影活動，薪水隨即銳減到1.5-2萬歐元。
不過幸運的是，相較于之前的12名員工，現在的他只需要負擔一位員工的工資，憑借攝影撐到下一個時裝周，對他來說或許并不困難。
T臺后面的人
工作了30余年的發型師Yesmin O'Brien是倫敦地區一家發廊的主管。同時，她作為國際知名發型師Sam McKnight的團隊成員，已經連續13年出現在各大時裝秀場的幕后。她向《紐約時報》記者介紹說，像巴黎時裝周一類的大型秀場，每名模特需要配備一名發型師、一名造型師和一名“觀察者”，來確保造型絕對完美，合乎品牌方和老板Sam的要求。
去年芬迪的高定時裝秀，Sam團隊為每件時裝搭配了彩色假發 圖據《紐約時報》
Yesmin表示，如果不能做到行業巔峰，就別想在時裝周賺錢。她這13年來不斷參與時裝周，更多地是為了與老板Sam一起工作，成為時尚舞臺的一部分，但今年“什么也沒有”。雖然時裝周暫時取消，但她仍在繼續創作發型作品，等待著時裝周的重新回歸。
而從業17年的化妝師Eny Whitehead就沒那么幸運了，曾經在時裝周一天為3-4人工作的她，在近三個月內沒有任何收入，只能靠著每月1500歐元的政府援助生存。她表示，雖然很多廣告拍攝活動已經重啟，但因為坐飛機有風險，廣告商們只能尋找當地的化妝團隊。
不僅如此，由于視頻廣告的形式限制，品牌對于化妝師的需求大大降低，通常只需要一名化妝師和一名化妝助理。相比于迪奧時裝秀場下40名化妝師的規模，這種改變不僅大大減少了化妝師的收入，而且讓同行之間缺少交流和啟發。
鎂光燈下
回到鎂光燈聚集的舞臺，離舞臺最近的服裝設計師和模特受著更為直接的影響。
33歲的自由打樣師和裁縫Charly Lavado似乎要為自己向往的“自由”買單了。過去八年來，他一直在巴黎為迪奧兼職工作。因為喜歡自由職業者的靈活性，他沒有選擇留在工作室工作，只在每年1月和7月的時裝周前工作兩個月左右。在今年3月歐洲各國宣布實施封鎖計劃之后，包括迪奧在內的所有法國時裝公司都取消了臨時合同。
“我過去存了點錢，但是如果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一切都沒有進展，我可能不得不重新尋找工作。”被取消了合同的Charly說道。
Naki Depass在華倫天奴2019年春季時裝秀上 圖據《紐約時報》
五年前，22歲的模特Naki Depass在歐洲開啟了自己的模特生涯。她職業生涯的首次亮相就登上了巴寶莉、普拉達的T臺，隨后的五年內，這位牙買加女孩的身影出現在了包括愛馬仕等17個國際大牌的秀場，并入選2016年全球黑人模特“50強”。
即便已經在業界小有名氣，對于疫情帶來的持續影響，Naki仍然感到十分無力：“自從我開始工作以來，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停工，我發現自己真的特別想念工作。我不希望停工持續太久了，不然等工作重新開始的時候，客戶們就會去尋找‘新的靈感’了。”
6月6日，一份由意大利奢侈品委員會Altagamma、波士頓咨詢集團（BCG）和美國投資公司Bernstein聯合發布的報告預測，奢侈品行業2020年的銷售額將損失300 - 400億歐元。
文章來源紅星新聞
